在西子湖畔的一个茶室里,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我听到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1942年6月,一场惨烈的衢州保卫战打响,枪林弹雨中遗落的一本中国军官日记,落入日军之手。时隔近70年,浙江一位抗战史研究者在其收藏的日文史料中,先后发现两种不同版本刊登的这一日记内容,却没有日记主人的名字。为了打捞这一珍贵史料,他钩沉辑佚、订伪辨谬,在机缘巧合下,寻访确定了日记主人,并与日记主人的后人辗转探寻日记原本,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竟又发现这一日记早在抗战期间就有中文版刊出……
这个故事,就是这位中国军官的长子张向中先生向我深情讲述的。张先生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脸色红润,看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现是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副主席,杭州钱江美术馆馆长。他的讲述只是个故事梗概,却已让我听得热血沸腾,感慨万端。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说,这日记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真实记录,是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的有力铁证,建议你们写一本书,让更多的人知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多么幸福,一定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远离战争。张向中欣喜地告诉我,这本书已经定稿了,作者就是那位抗战史研究专家蒋经飞先生。
没想到,时隔一月,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血火征程——一个东阳老兵的日记与抗日战争》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抚摸着书的封面,觉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段日军罪行的控诉,一个倔强生命的讴歌,一部浴血奋战的史诗。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阅读,很快就沉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传奇故事中。

图为《血火征程——一个东阳老兵的日记与抗日战争》封面 作者供图
一位中国军官在抗战烽火中写的日记,竟然有两种日文版存世,并得到两名战场敌手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蒋经飞,是浙江东阳籍翻译家、抗战史资深研究者,现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论文有《日军第八十六联队侵驻东阳考略》《罗芳桥惨案与战犯战争罪行追究的失败》等,译著有《福煦元帅传》《反败为胜:印缅战场对日决战 1942—1945》《普林斯顿历史学研究指南》。因研究需要,蒋经飞搜集了许多日军侵华的相关史料。
2011年的一天,蒋经飞像往常那样查阅收藏的二战史料,不经意间发现,在侵华日军第二十二师团步兵第八十四联队步八四会会长保立良雄编的《步八四会志》中,其中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即 1987 年 2月 11 日)第七期刊登了原第十一中队野泽文雄在浙赣会战衢州战役中获得的《浙赣作战中的一名中国军官日记》,但只摘录了 1942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6日间 16 天的内容,而且没有这名军官的名字与军衔,只提到其出身浙江东阳,是国军第十六师的通信军官。日记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期间的家事国事战事,描绘战争之残酷,慨叹民生之多艰,书写儿女之情长,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蒋经飞对这位“东阳老乡”由此产生了由衷敬佩,他觉得“英雄无名,实属缺憾”。于是,他一心想弄清楚此部日记的主人,但几经考证,多方查询,还是一无所获,这事就成了一个悬着的谜团。
时光流转到2021 年 12 月,蒋经飞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日本购得一本《中国の记》,出版于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由日军原第一一六师团司令部参谋部部附的松岛博中尉所编,里面有篇中国军官日记,与野泽文雄辑录的中国军官日记内容相似。蒋经飞立马进行对比,果不其然,两份日记确为同一中国军官所写。这份新发现的日记刊载了从 1942 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6 日其中 33 天的内容,内容更为完整,日记日期也更为连贯,虽然仍然没有出现这位军官的名字,但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更加丰富。


图为辑录刊登张昌棋日记的两种日文版书刊 作者供图
松岛博与野泽文雄都对这名中国军官的日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与评价。松岛博写道:我得到了一本日记,记载了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情况,这名“敌军”军官最后一日仍坚守衢州。我请今井伍长翻译了内容,予以记录。这名军官因事从上饶军官学校离职,转而到第十六师担任通信军官。军衔与姓名不详。根据日记内容,可以一窥八十六军奉命死守衢州到最后时刻的恶战苦斗之情状、商人之蛮横、民众之冷漠、对敌之痛愤、兵役之不公、地方官员违法乱纪、物价之飞涨,而致民众自暴自弃。日记在六月六日结束,读完感慨不已。虽然这是“敌军”的日记,但也令人泪目。尽管他是“敌人”,但他秉持坚定的信念,投身抗战。此乃革命军官之日记,值得永久纪念。
野泽文雄这位中国军官及日记:此位青年军官的日记最后之日即衢州城陷落之日。六月六日的深夜,他仍在城内,此亦事实。本日午后,衢州城外,洪水泛滥,一片泥海,不可能按其所愿脱城而出。由于俘虏众多,他可能成为俘虏,或是生还于东阳,或与其妻爱青共度余生,这已成为难解之谜。唯有为此祈祷不已。

图为蒋经飞与张向中一起在图书馆查阅抗战史料 作者供图
经蒋经飞查证,松岛博与野泽文雄都是当年的侵华日军。浙赣战役时,松岛博在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司令部任参谋部部附,野泽文雄在日军步兵第八十四联队第十一中队任职。一位抗战的中国军官和他的日记,竟然被战场上的敌人尊重,作出如此评价,实属罕见。这份日记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问号始终缠绕着蒋经飞。他下决心重启探寻,揭开这一谜底。
“爱青”,这个日记中多次出现的的名字,成为打开这位日记主人身份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为查核确定日记主人,蒋经飞思来想去,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个注意,却又被自己一次次否定。
2021 年 12 月 26 日,是个星期天,他忽然想到东阳市志办的吴立梅老师。吴立梅为东阳二中退休教师,《东阳市志》副主编,多年从事地方史研究,十分熟悉东阳人文历史,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蒋经飞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致电请教吴立梅,向他简要介绍了发现这份日记的经过,问他能不能帮助查找在抗战时期,一位参加过军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又参加过衢州保卫战的东阳籍军官。吴立梅表示可以帮助查找,但需更多线索。
蒋经飞想了想,冒出的第一个线索就是“爱青”这两个字。这位军官夫妻情深,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妻子“爱青”。能否从这个名字入手,帮助查查?吴立梅当即回复:“这个不好查,妇女的名字宗谱中一般不会出现。”蒋经飞听了顿感希望渺茫。
可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蒋经飞就收到了吴立梅发来的一篇短文《先考妣事略》。
“先考张昌棋,字子何,生于一九二〇年正月十三日。宁波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后,恰逢日寇全面侵华,遂从戎报国,任国民革命军八十六军十六师通信连上尉连长,参与浙赣会战、衢州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之二等勋章。先考为人,朴重端悫,一丝不苟,恒而有度。新中国成立后因内战之历史恩怨,历经坎坷,然于艰难困苦中笑对人生,将五子女养育成人。改革开放后,含饴弄孙,乐享天伦。二〇一一年八月廿五日以九十二岁高龄寿终。先妣杜爱青,生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高小毕业,为其时女子之翘楚。年十八于归,抗战时随先考转战南北,共克时艰,曾参加宋美龄组织之妇女团赴前线慰问。先妣夙修妇职,贞淑娴雅,敬长抚幼,内外协和,誉满乡里。于二〇一五年三月初六日仙逝,享寿九十四岁。先考妣于时代风云之变幻中,安时处顺,守正不挠,事功偕令誉同至,厚德与高寿并臻,谨勒石铭碑,以作子孙之式范。”
原来,吴立梅与蒋经飞通话后,忽然记起2017年曾受乡贤张向中之托,为其父母写过一篇碑文,依稀记得有个“爱青”之名。他找出这一碑文底稿一看,碑文中果然有“杜爱青”的名字,还有碑文中的男主人张昌棋,曾参加近衢州保卫战。这不正是蒋经飞要找的人吗?吴立梅喜不自胜,马上将这一碑文发给了蒋经飞。
蒋经飞看了这篇碑文,发现碑文中的很多信息与所找军官高度吻合。一是日军手中的中国军官日记说明这位中国军官是无线电通信干部,至少是少尉军衔。而张昌棋老先生毕业于无线电专科学校,任十六师通信连长。二是日记中的中国军官也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三是参加过浙赣会战。四是日记中的中国军官曾回东阳探亲,可能住在东阳城里,而张昌棋老先生是城里(托塘)里托人。五是中国军官 1942 年 5 月 25 日的日记中,提到其妻爱青的生日阴历四月十一日,完全吻合。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蒋经飞反复看着这篇碑文,惊喜万分。后来,他感叹地说:“上天有灵,如果不是张昌棋老先生对妻子爱青的浓情深意,也不会在日记中提到多次,笔者也会失去一个线索;如果不是吴立梅老师曾经为爱青夫妇撰写过碑文,也许真相仍然浮不出水面;如果不去请教吴立梅老师,这可能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团。”
紧接着,蒋经飞又通过吴立梅老师联系上张昌棋的家人,进一步确证了一些信息。自此,日记主人的确定尘埃落定。
飞越万里、辗转日本多地寻访日记原稿无果,却在抗战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意外发现这份日记还有一个比两个日文版刊出更早的中文版
日记主人确定了,可日记原稿还不知流落在哪里。于是。寻访日记原稿,又成了蒋经飞和张昌棋后人的一大心愿。蒋经飞与张昌棋长子张向中开始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访。

图为蒋经飞(左)与张向中(右)在日本寻访张昌棋日记原稿 作者供图
他们猜测,张昌棋的日记原稿还在日本人手里,也许夹杂于松岛博的日记手稿之中,或许在野泽文雄的后人之手。于是,2023 年 9 月 21日,蒋经飞与张向中不远万里飞赴日本,他们从东京到岐阜,从岐阜到三重,去了松岛博的家乡,进了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还联系走访松岛博、野泽文雄的后人,几经周折,四处寻访,也终无所获。
正当他们以为寻访这份日记山穷水尽时,一个意外的惊喜又不期而至。2025 年 5 月,也就是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蒋经飞查阅抗战文献时,蓦然发现上海图书馆馆藏着一本《昙花一现的抗战》,书中刊有《一个无线电通信排职员的日记》,凭直觉判断这就是张昌棋的日记,随即将这一信息告诉张向中。张向中立即赶赴上海图书馆查阅,果然发现一本只有 36 页的小册子《昙花一现的抗战》,1942 年 11 月由上海太平书局编辑出版。当他看到《一个无线电通信排职员的日记》这篇文章时,不由得眼睛为之一亮。
这篇文章的“题记”中写道:
“……日军攻陷衢州时,在一个无线电士兵尸身上,得到一本日记,由今年一月一日起记至六月六日止。其中有着热烈的青年所常有情绪,描写军人的不和睦,人民的不合作,更有粮食缺乏等情形,不啻是抗战区里的一张活动影片,一幕幕地映在我们眼帘。因为篇幅的关系,只得选择其中写得最生动和最关系战况的记载辑下来,给读者们自己领略和认识。这本日记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所写……。就在衢州一役,牺牲了宝贵的青春的生命!”

图为张昌棋长子张向中在上海图书馆查阅父亲日记 作者供图
张向中发现,这份日记内容与松岛博及野泽文雄辑录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且比两名日本人所录的内容更加全面,辑录了47 天的日记,比松岛博辑录的 33 天多了 14 天,并且辑录的是日记原文,纠正了松岛博和野泽文雄翻译成日文后的一些错误,真实还原了父亲张昌棋在衢州会战以及之前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题记”中所提的“衢州会战”,指的就是1942年6月的衢州保卫战。衢州“控鄱阳之肘腋,扼瓯闽之喉吭,连宣歙之声势”,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侵犯衢州蓄谋已久。1942年4月18日,美国实施“杜立德突袭”,派出16架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城市,震动了日本朝野。随后,日军获悉轰炸机返程的降落地是浙江衢州机场。为此,日本军方认定“以中国衢州机场为代表的浙赣航空基地是威胁日本本土防空的最大障碍”。于是,日本军部决定发动以“摧毁衢州军事机场,打通浙赣铁路”为主要目标的“浙赣战役”。5月15日,日军各部队从奉化、新昌、余杭等地沿浙赣铁路和富春江向衢州进发。6月2日,日军兵临城下,一场保卫衢州鏖战全面展开。 6月3日,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日军突击队率先攻击衢州。当时防守衢州的是国军第八十六军。这场战役打得十分惨烈,历时6昼夜。期间,日军违反国际法,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国军官兵伤亡3500多人,日军伤亡1800余人。

图为2008年5月张昌棋与妻子杜爱青为汶川大地震受灾群众捐款 作者供图
行文至此,该介绍一下张昌棋了。张昌棋出生于东阳的一个富商家庭,家里与抗清名臣张国维故居不到30 米,从小就受张国维“国逢艰时,危身利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影响。1937 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阳这样一个小城也履遭日机轰炸。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所驱使,他一心想从军报国,1938年背着父亲报考了宁波无线电技术学校,1940 年又考入位于江西上饶的中央军校三分校任教员。1942年5月,他主动要求离开军校,奔赴抗战前线,成为驻守衢州八十六军十六师的一名中尉通信员。他弃教从戎还不到半月,就遇上了这场恶战。
因日记是“在一个无线电士兵尸身上”得到的,所以《一个无线电通信排职员的日记》的题记,以为日记的主人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实,在衢州保卫战中,张昌棋并没有牺牲。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直到城破,与部队失散,凭着智慧和勇敢逃脱日军搜捕。他在沦陷区历尽艰辛,千里跋涉,九死一生返回部队。后来他随部队辗转福建、湖北、江苏等地。抗战胜利后,升任第一补给区三十三支部上尉译电室主任。1949 年春,国民党军队溃逃台湾,他不愿随行,途中毅然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东阳。1958 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74 年摘帽。晚年生活幸福,热衷于慈善事业。2011年8月25日离世,享年92岁。
据张向中介绍,其父张昌棋生前从未与子女提起过日记的事。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战火中遗落的日记曾有1个中文版本,2个日文版出版,更不知这份日记还能如此神奇地在历史尘埃中被打捞出来,被一位同乡的抗战研究者和自己的后人如此重视,形成了《血火征程——一个东阳老兵的日记与抗日战争》这本书。张向中说,倘若父亲地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的。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真实。该书的“前言”由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杨建新撰写,他评价“张昌棋的日记从一名普通青年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那场惨烈战争的独特窗口,其价值在于真实,其感动在于平凡,其深刻在于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整个时代的命运与抉择。”书中记录的内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溢美不粉饰,朴素而动人。正如张向中先生在后记中所言:“这部纪实作品,其成形的每个环节好像都无缝对接,似乎是作者特意在编写故事,巧上加巧,妙不可言。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现在看来虽然都是故事,但实属历史的见证,全都是真实的。”

图为张昌棋后人赴衢州追寻先辈战斗足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供图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的出版既是为了保存一段珍贵史料,传承先辈精神遗产,更是为了昭示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必须铭记历史教训,保持忧患意识,万众一心筑牢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共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静好岁月。(作者 厉佛灯)